史话 | 春江水暖鸭先知,似曾相识燕归来 ——两岸民国史研究追忆(上)

首页 > 知识文化 发布时间:2018年02月10日 18:04编辑:中国国家历史来源:搜狐公众平台

原标题:史话 | 春江水暖鸭先知,似曾相识燕归来 ——两岸民国史研究追忆(上)

全文共6120字 | 阅读需要12分钟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桂子先导

(ID:guizixiandao)

我与台湾民国史研究者接触较早,交流甚多,或可算是两岸学术交流的先驱之一。特别是1986年以后,我与华中师大及其历史研究所同仁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思绪万千,欲理反乱。衰暮之年,笔拙思滞,只能就记忆所及,简述30年来的亲身经历,或可供今后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

1

神交阶段(1979年前)

我与台湾民国史研究者的神交,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因为必须借重邹鲁、黄季陆、郭廷以诸前辈的大量论著。当时两岸处于隔绝状态,私人无法购置台湾相关书籍。幸好1961年前后,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了《民国文献》大型文献资料专辑,华中师院图书馆为支持我们研究,通过国际渠道购置一整套。这可能是大陆高校罕有的慷慨壮举,一是因为太贵,且缺外汇;二是因为政治上冒风险。我非常珍惜这套书,系统阅读并做笔记,获益匪浅,可说是神交的发端,但对台湾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仍然毫无所知。

“文革”期间,辛亥革命研究成为禁区,我又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但《民国文献》这套宝贵书籍,由于图书馆提前巧妙藏匿,得以完好保存,否则不仅会遭焚书之劫,而且还会更加重我的“反动罪状”。“文革”结束,我与林增平等编纂《辛亥革命史》学术专著,为借鉴海外有关辛亥革命新的论著,在北京图书馆借阅了若干台湾有关辛亥革命的新书。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图书馆始终未停采购海外学术书籍,所以我如饥似渴猛读。在此期间,偶然发现台湾几部重要新著,其中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竟然公开引用我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而且完全突破既往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陈旧格局,使我耳目为之一新。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与《清季的革命团体》,也运用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应是台湾这个研究领域的新潮引领者。

当然,我的认识非常浮光掠影,对台湾民国史研究群体的直接交流与深入了解有待于1979年冬的访美之行。

2

初交阶段(1979-1993)

1978年,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定,美国辛亥革命研究学者高慕轲(Michael Gasster)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来华中师院与我合作研究,为期一年。稍后还有弗里曼(Edward Friedman)与柯白(Robert Kapp)先后来汉访问。正是在他们这一代学者的推动下,我与武汉大学萧致治先生于1979年秋应邀赴美学术交流,前后历时一个多月。美国同行为我们安排的路线是从西往东,依次访问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威斯康星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马里兰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每到一校,作为主要接待者的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都会安排若干来自台湾的学者与学生参与交流,而他们更多是利用晚间自动结伴前来我们处所海阔天空叙谈。

访问第一站就是风景如画的滨海城市西雅图,而第一位正式接待我的就是来自台湾的吴燕美,时任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正在大陆访问)。她出生于燕大校园,一口纯正北京话,同胞之情溢于言表。她首先安排与我个别交流的是同样来自台湾的博士候选人黄俊杰,他着重介绍自己的《孟子》研究,涉及乡愁视角,并大体描述了台湾史学界世代更替的趋势。言简意赅,才思敏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0月4日,我在美国首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承蒙严复之孙女绮云教授亲自为我翻译。更难得的是已经退休多年的前辈学者萧公权教授,也赶来参与交流。绮云大姐待我如同家人,第二天正是中秋佳节,她与其他华人同事为我婉辞了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共进晚餐并到海边赏月。正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情此景,铭心难忘。

此后与来自台湾的同行学者接触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敞开心扉。伯克利由杜维明负责接待(代表魏斐德),除共同主持一场课堂讨论,还专门为我详尽介绍美国与台湾学界的相关情状,特别是好心传授了许多与美国学术交流的渠道与方法。在威斯康星结识了周策纵、林毓生等,策纵湘音犹存,赠书题诗,毓生自家留宿,坦诚建言,都使我们淡化了身在异国的陌生感。在马里兰大学,薛君度主持的“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学者关心中国研究会”的专场报告会上,许多外地华人学者纷纷赶来,特别是国会图书馆的居蜜女士,主动为我翻译。她是居正孙女,祖籍湖北广济,因此乡情特别浓郁。第二年春节,她偕夫婿回梅川镇寻根,从此成为交流最密切的海外好友,连同她的母亲与弟妹,都成为我与华师同仁的常客。而《居正全集》的合作整理编辑,以及邀请我到台湾讲学,她都是重要的促成者之一。

首次访美,收获最大的是在耶鲁与哈佛。耶鲁之行不仅为耶鲁大学与华中大学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历史联系,而且还在新的基础上正式签订相对稳定的长期合作协定。与此同时,则是结识仰慕已久的费景汉与余英时两位学术泰斗,尽管是萍水相逢,但却一见如故,尽情倾吐衷曲。他们不仅关注中美及两岸学术交流健康发展,而且更为盼望大陆开放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在我演讲时,英时唯恐我早已忘记繁体字,亲自代写必要的板书。此后我每到耶鲁必与他俩聚晤,成为终生知己。在哈佛还有幸遇见王家俭,这是我结识的第一位南港学者。他已参加张朋园和李国祁主持的“中国区域近代化研究”,正在哈佛查阅资料,撰写中国海军近代化专著(北洋海军)。可能是为避免媒体关注,他与我在图书馆书架巷道里站着畅谈,南港的学人与学术生态开始对我产生极大吸引力。哈佛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为我详尽介绍丰富珍藏,并且说明前任老馆长裘开明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专,可以说是海外杰出校友,在北美图书馆学界影响甚大。他与清史专家吴秀良对我的研究颇为关切,此后数十年间经常互通音讯或提供资料。

此次访美行程,策划者原本没有通知芝加哥大学,所以在芝大任教而又声望甚隆的邹谠与何炳棣两位前辈学者,紧急催促校方向我发出单独邀请,并由校长亲自为我解决签证延期问题。这是此行的压轴戏,由于邹、何二老与谢文孙、钱新祖等学术骨干的精心安排,其热烈程度甚至超过此前的10所院校。

11月3日晚,芝大华人历史学者聚集何宅,何师母亲自下厨,以江浙菜肴款待。何老纵情畅述,从20世纪30年代北大、清华之争,一直说到哈佛与芝大之争,提供许多史学掌故。宾客亦兴致甚高,不觉已是凌晨4点,何师母仍按原定计划制作上海小馄饨,遂以“宵夜”充“早点”。回到宾馆,倦极沉睡,醒来已是11月4日中午。这才想起原来约定与专程来访的吴相湘前辈共进午餐,幸好谢文孙已提前来宾馆探视,见我酣卧未忍喊醒,遂代为婉言取消此次餐叙,为此我长期深感内疚,直到90年代来美长住,才有机会向吴老当面解释并谢罪,此后他还为我们设立孙中山研究奖学金。

此次访美还有两批为数较多的台湾年轻学者私下热情访谈。一是10月8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密集访问并晚宴后,回到宿舍已近子夜,但大批台湾留美学生仍然苦等,甚至还有夫妇携婴儿坐在客厅地毯上。大家一见如故,畅述两岸状况以及未来关系,凌晨才依依惜别。二是10月23日参观联合国,在秘书厅中文处与已在该处任职多年的台湾学者邵子平、吴章铨、禢福辉、龚鹏程等亲切叙谈,以后成为共同推动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并对日索赔的忠诚伙伴。

但是,真正称得上正式而公开的交往的,却是1982年4月的芝加哥会议。那几天,美国东北部暴风雪肆虐,甚至连芝加哥都受严重影响,但两岸关系却似乎有“破冰”的征兆,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

关于这次会议,当时与事后海内外都有许多报道与记述,我自己也曾写过《芝加哥会议: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所以不必赘述,只就大陆方面的运作略予说明。

首先,此次重要会晤,大陆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手操办代表团也主要由该院成员组成,只有我与胡绳是院外人士。胡绳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为避免政治色彩过浓,临时采用“北京大学教授”名义。外地学者只我一人,但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临行非常仓促。

其次,整个代表团似乎也是匆忙上路。我赶往北京的第二天就随团乘机赴美,行前没有开过任何预备会议,也没有谁向我传达过任何上级精神或具体方案。我能够作为依据的就是作为主办方的亚洲学会年会的会议通知及活动日程。直到我们抵达芝加哥的第二天,早餐后胡绳才通知由我担任大陆方面的答辩人,并且把台湾学者提交的4篇论文(英语稿)交我认真阅读。当天,会外邀请应酬甚多,他们5人匆匆离去,只有我独自关门读稿,但也不知如何准备,更不知道会上该作如何应对。胡绳一行直到傍晚才回来,随即同往“第一楼”与台湾代表共进晚餐,仍然没有向我“面授机宜”。

正因如此,我的正式答辩没有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完全是即兴发言,随机应变,幸好赵复三英语表达堪称上乘,而且译意信达,词语典雅,有些中文媒体盛赞珠联璧合,但事先确实没有任何沟通与预演。“二李”(泽厚、宗一)似乎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与作用,始终作壁上观,坐视台湾学者轮流上阵,而我则成为孤军作战。有的评论说我占尽风光,那是天大冤枉,如果李泽厚事先有准备,以他的思维敏捷与辩才无碍,何至于让我只身苦撑。

但在众多中外听众热情关注与全力支持下,会议终于圆满结束,美方主持人与海峡两岸参与人士皆大欢喜。会议结束当晚,唐德刚等旅美华人学者约二三十人一拥而上把我拉去举办庆祝酒会,欢乐如嘉年华,子夜始散,而前辈学人邓嗣禹又从新加坡匆匆赶来,两人又复把酒畅谈,直到凌晨2时,我才回到自己卧室。芝加哥的盛会,对两岸民国史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多年以后许多台湾同行见到我仍然回忆起在那金碧辉煌的棕榄宾馆首次见面的情形。我深感荣幸,因为曾经参与那最先感受到春江暖意的鸭群。

1984年因华师众多同事推举,谬膺华中师院院长。我虽不擅行政管理,但却乐意运用学校丰厚资源,推动两岸学术交流。

1985年春夏之交,我首次以校长名义出访,推动中美校际学术交流,回国途中适逢华中大学香港校友会正式成立,遂专程前往祝贺。台湾前辈学者潘重规的女婿、香港环宇公司董事长杨克平闻讯来访,希望我出面在香港筹办“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费用全部由他资助。此举显然出自潘老倡议,我当然乐于承诺,随即与香港大学王赓武校长商量合办。赓武与我曾同时在南京读大学,早先已经结识,所以满口答应,并指派赵令杨教授专门负责联络台湾学界,大陆方面则由我自行负责沟通联系。经过多方面共同努力,此会于1987年春圆满举办,颇得海内外学界的好评。闭幕式上潘重规、高明两位前辈对我温语嘉勉,并单独合影留念。此后杨克平在大陆继续与华师、武大、南大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两岸同行学者的合作研究,对章、黄之学的弘扬有所贡献。

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以此为契机,两岸学术交流机会更为增多,甚至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形成一个小小高潮。

1986年11月中旬,我应邀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国际亚洲历史学者协会(IAHA),其中有一分组会即以纪念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题,我提交论文《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大陆学者只我一人参加,台湾学者较多,但多数是素不相识的中青年。他们更为关切的是台湾史学界内部的世代更新,对个别老学者的正统观念颇为反感,所以与我相处较为融洽。会议结束后,新加坡外交部部长举行国宴饯行,且以交响乐队演奏助兴。我作为大陆代表被安排在贵宾席,邻座则是台湾学界元老杭立武。这让我想起芝加哥会议的“第一楼”欢宴,但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异。杭立武与我稍作寒暄,开门见山就问:“你知道我是原金陵大学董事长吗?”见我点头称是,他接着又笑问:“你知道我是你们陈校长的妹夫吗?”这一点我确实不知道,但金陵情结顿时缩短两人距离,使我淡化了与高级官员接触的矜持。席间由于沉迷于共话金陵往事,几乎忘记与其他客人交流。稍后,杭立武突然被唤出接国际长途电话,回来匆匆对我耳语,“很抱歉,我要提前离席,因为夫人(宋美龄)要我到美国参加一次聚会”。我认为可能是为宋美龄祝寿,但也不便询问,遂即握手惜别。我与杭立武只此一面之缘,但却留下比较温馨的回忆,尽管他也是我学生时代反抗的对象。

1988年对我似乎是更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我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朋园。

这年6月,在唐德刚、李又宁诸友人的促成下,美国“廿世纪中国历史学会”举办年会并邀请我与朋园参加。年会主题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由于政治敏感性,大陆只我一人参加,台湾学者倒是去了很多。午餐演讲安排两次,分别由胡佛与我代表两岸学者发言。胡佛本来就是政治学教授,台湾民主运动已蔚成风气,所以能畅所欲言,受到全场热烈欢迎。我则因为自行参加,未经任何方面授权,很难代表谁人,所以发言拘谨,会后袁家骝先生坦率指出我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系统发表个人意见,以后在其《亚洲论坛》全部播发,也算聊以补过。又宁接待周到,让朋园与我有充裕相互沟通时间,自此结成兄弟般诚挚友谊。

此次会议不仅仅限于民国史研究的交流,我还正式参与唐德刚、邵子平等好友“对日索赔会”的倡议与筹建。会后我到耶鲁神学院检阅教会大学档案文献,在业师贝德士博士个人档案全宗发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大量原始文献,这就促使我晚年持续研究“南京大屠杀”。与此同时,会议的资助者浦家麟先生(远东图书公司老板)对我非常关切,曾邀我与其子女共度“父亲节”,以后又共同推动两岸出版事业的合作。

正如朋园回忆:“1990年代,两岸学术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与华中师大的往来也较以往多了许多。先是我们交换出版品,后来我们在台北及武汉的学术讨论会都有双方的学者参加。虽然各有不同的见解,但热烈讨论。有时为专业性的需要,邀请对方学者参与教学,或审阅论文,开了学术往来的新的一页”。我则称之为“深交阶段的开始”。朋园于1989年夏天来访武汉、贵州,成为南港学者的第一人。而1990年玉法偕众多台湾学者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抗日战争研讨会,并且为我主持的“日军侵略暴行”分会场热情协助。

1991年8月,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杜维明主持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举办盛大的国际研讨会,两岸学者都有许多人参加。会上由张朋园、周锡瑞、闵斗基与我做大会发言。由于大陆学者是组团,因此集体安排食宿,而我是由日本孙中山研究会资助从耶鲁大学单独前来,所以食宿都与“台湾”、日本、韩国等“散客”自行组合,与大陆学者反而无法普遍接触。会议期间,除朋园外,与蒋永敬学长叙谈甚多,因为我们有青年军的共同经历。他偕夫人同行,伉俪情笃,风雨同舟,亦使我有亲近感,从此也成为莫逆之交。陈鹏仁是“台湾”有名的日本通,由于我们有许多共同日本友人,也是在此结识并长期交往。1993年春,耶鲁中国留学生成立“两岸学会”,推动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费景汉、余英时、沈君山与我皆欣然受聘为顾问,或多或少也起了一些咨询作用。

1993年暑假,离开中国已有三年,闲云野鹤,倦游思归。由于居蜜、朋园、玉法等友人的居间联络,中研院近史所陈三井所长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张哲郎所长共同邀请我顺道来台湾作半年以上的访学。从我个人而言,这是与为数众多的台湾同行学者进入深交阶段的开始。

(未完待续……)

揭秘|蒋介石以“黑蝙蝠”生命换取美援悲剧回放

灼见|“美国欠中国的钱终归是要还的”,基辛格这话颇有深意

史话|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演变示意图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热门动态本月排行

热门动态精选